我國環境保護從上世紀70年代醒悟到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有污染，到80年代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，再到90年代環境保護有所行動，然后是到了新世紀，提出了“科學發展觀、生態文明”。但就環境資源問題，整個民族并沒有形成清晰的共識。

以日本舉例，環境立國是該國國家民族共識，根本不是發展與保護的問題，而是必須選擇什么道路的問題，這是遠高于制度、標準的范疇。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環境資源全民共識也非常明確。而在我國，還在糾纏非常細節的問題：一級A、一級B，今天脫硫、明天脫硝，現在則是全民都談PM2.5。

從我國情況來看，大部分人口居住在璦琿-騰沖線以東一半的國土上，我們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和日本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江蘇、河南、河北等省份的人口密度都超過日本，何況日本還有豐富的海洋資源。如果不能理解資源環境問題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底限，如果沒有這樣的概念，那就只能糾纏于保護還是發展這樣的低層次問題。

在過去很窮的時候，追求發展并無太大過錯，但當人均GDP已經接近中等水平的情況下，尤其是我們很多時候的發展并不是為了“救窮”的情況下，再這么發展是不可理解的。

環境改善對社會總財富的增加有非常大的作用，但由于機制問題沒有顯現。環境和民生有極強的關聯度，我們缺乏對這個問題的認識。現在我們對污染只有懲罰，效率很低；從宏觀角度看，缺乏正向激勵。